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
发布时间:2026-03-10 00:43:54 | 次浏览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逐渐下降,并呈现出将长期持续的趋势。在有效利率下限的约束下,究竟怎样调整财政政策,才能避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实际上,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各国的政策实践已经引发了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作用的重新审视。“在低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应发挥更积极的宏观稳定作用。”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在其新著《低利率时代的财政政策》(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分析了导致利率下行的诸多原因,并结合美国、欧洲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和实践例证,深入探讨了低利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今发达经济体政策的实际影响。
全书的理论建构始于对利率特性的重新界定。布兰查德系统阐述了中性利率、安全利率与风险利率(如股票回报率)的区分、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安全实际利率和经济实际增长率不等式的重要性以及有效利率下限等核心概念,为全书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中性利率的两种定义方式,体现了布兰查德对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刻理解。将中性利率视为储蓄与投资在潜在产出水平下相等时的实际利率的看法源自新古典主义的分析传统;将中性利率视为使总需求等于潜在产出的实际利率的定义,则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通过这两种定义的等价性,布兰查德巧妙地将长期因素与短期波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清晰指出:低中性利率并非由中央银行造成,而是反映了储蓄、投资及风险偏好等基本面的变动。
中央银行的目标应当是尽力让安全实际利率接近中性利率,“如果没有有效利率下限约束,宏观稳定就可以完全交给货币政策”。但是,由于民众可以持有名义利率为0的现金,中央银行无法将名义政策利率降至远低于零的水平。在布兰查德看来,这种有效利率下限(ELB)的存在,限制了货币政策将实际产出维持在潜在产出水平的空间。对货币政策局限性的分析,为财政政策在特殊时期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布兰查德提出,当前低利率环境的深层结构性特征,是安全实际利率持续低于经济增长率,且这一现象并非暂时性周期波动,而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储蓄过剩、风险偏好转变等长期因素驱动。他特别强调,当安全实际利率持续低于经济增长率时,债务动态将发生本质性变化。传统的债务危机理论建立在安全实际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债务率的持续上升必然导致财政不可持续。然而,布兰查德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在安全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债务动态呈现“良性”特征,政府无需通过增税来偿还债务,甚至可以发新债还旧债以维持基本赤字,而不会导致债务率爆炸性增长。
在回顾了费尔普斯的资本积累黄金律和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后,布兰查德发现,经济在安全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可能处于动态无效状态——资本的边际产出低于经济增长率,意味着经济中存在着资本过度积累现象。此时,通过发行公共债务、减少私人资本过度积累,反而能提高各代人消费水平和社会整体福利,实现帕累托改进。
特别地,评估债务福利效应时应当比较安全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而非比较资本平均回报率与增长率,这意味着只要安全利率足够低,在高资本平均回报率的环境下债务也可以保持低福利成本,甚至可能带来福利增益。
布兰查德批评了传统的确定性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方法,认为其忽视了经济环境的内在不确定性,以及财政扩张提升中性利率、最终收窄债务空间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随机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将债务可持续性重新定义为“债务在未来n年内爆发危机的概率足够小”。这一转变,承认了经济预测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求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风险分布而非单一情景,并为财政政策的灵活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对财政规则的讨论中,布兰查德表现出了实用主义倾向,既认为基于固定债务率目标的规则不科学也不可行,又承认规则在政治实践中的必要性。他提出的折中方案是建立以偿债负担为核心的财政规则,特别在安全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环境中,债务水平的轻微变化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很小,针对偿债负担变化的合理应急规则与期限管理因而更为重要。
布兰查德提出了财政政策的两种思路:“纯公共财政”专注于债务控制,但有可能忽略财政政策对需求和产出的影响;“纯功能财政”则重视宏观稳定,着眼于将实际产出维持于潜在产出水平。布兰查德认为,正确的财政政策是根据中性利率水平,对这两种方法综合使用、灵活组合,以达至最优财政政策——“中性利率越低,债务的财政和福利成本越低,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越小……应该更多地运用纯功能财政方法,利用赤字来维持需求”,反之亦然。
在布兰查德看来,财政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充满了复杂性与局限性。他批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财政做得“太少”、过度强调债务削减而忽视产出稳定,认为日本在过去30年用财政赤字维持需求的可以被称为“有限的成功”,而对美国2021年财政刺激可能做得“太多”则持审慎态度。
“财政政策的目标不应是‘减少债务’,而是‘让债务为增长服务’——这才是低利率时代最核心的财政智慧。”虽然布兰查德的分析存在着主要局限在发达经济体、对政治约束的讨论相对不足、对利率长期趋势判断可能出现变化等可商榷之处,但其最大意义在于带来了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全球低利率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应当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重新审视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以更加创新的方式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更加科学的方法评估财政空间和债务风险。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确定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边界,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支持结构改革,同时维护财政可持续性,这既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对政策制定者的考验。
首先是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和透明沟通框架。布兰查德的研究提示我们,在利率下行周期中,货币政策空间可能收窄,财政政策需要承担更大的稳定经济责任。应当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目标、取向、节奏、力度和工具上的协同配合,以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增强经济系统韧性、推进结构转型、应对风险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应明确中央银行与财政政策的操作边界,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财政责任,确保金融稳定与降低风险溢价。
其次是重新评估财政空间的传统度量标准。在利率持续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环境下,可能拥有比传统财政指标指示的更大财政空间。这意味着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可以更加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投资。
再次是建立更加科学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框架。传统的债务率警戒线方法可能无法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真实的财政风险,需要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利率、财政收支余额等多种因素的概率分布,为财政的科学管理和治理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最后是重视公共投资的融资机制创新。布兰查德关于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预算分离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探索建立更加透明的公共投资核算体系,区分具有财务收益和不具有财务收益的公共投资,采取差异化的融资策略,在提升投资效率的同时维护债务可持续性。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基于布兰查德的理论逻辑,读者应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依赖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中短期内维持经济稳定,但无法完全替代结构性改革,否则有可能陷入日本式长期低通胀、低增长的困境。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应明确分工与目标互补,实现制度化、规则化,并注重工具组合与时序。